公眾關注“梁麗案”源于自身權利焦慮

　　
　　深圳機場清潔女工梁麗“撿”走300萬金飾案終于塵埃落定。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梁麗犯盜竊罪的證據不足，其行為只構成侵占罪，屬“不告不理”的自訴案件。案中失主東莞金龍珠寶首飾有限公司則表示不追究梁麗的責任，現在梁麗徹底自由了。（9月27日中新社）
　　
　　自梁麗“拾金案”被媒體批露后，法學專家、社會學者和普通民眾都圍繞著案件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集中在“罪與非罪”、“重判與輕判”之間的爭論，現在大概也要告一段落了。可以想見的是，險被重判，被拘押10個月的梁麗現在重獲自由，大多數民眾甚至包括部分專家學者，估計都松了一口氣。
　　
　　應該說，經過近一年的反復偵查審定，檢察機關將梁麗的“拾金”行為，認定為“侵占”，這樣的處理結果在法律層面應該沒有什么問題。至于有專家認為此判例“可能致道德風險”，比如，會導致“機場黃金可以隨便撿”的局面。這種看法不但低估了法律的警示效應，也不適宜地將普羅大眾劃入潛在的“計劃行竊者”范疇。我們的道德和法律，想來還沒有渙散到如此地步。
　　
　　梁麗已經為自己的不當行為付出了代價。法律機關的審慎和失主的寬厚，既體現了對法律的尊崇，也與社會和諧的主流意識相吻合。這起案件到此為止，可以說各有所獲。只是，一件普通的侵占案，本不該引起公眾如此強烈的關注。
　　
　　一個比較簡單的原因可能是公眾普遍存在著對弱者的同情心理。在梁麗被查出患有重病之后，輿論對梁麗的關切更加凸顯。梁麗這個從外地來深圳討生活的弱女子，被那個裝著金飾的紙箱拖進了官司，甚至于有可能被判重罪。于善良者而言，這是個無法接受的意外，而且梁麗“侵占”金飾中的部分情節，其行為惡意和社會危害性，并沒有達到必須“依法從重從快懲處”的地步。
　　
　　當然，事情也并不止于公眾向善之心強烈這么簡單。事實上，在更深層面，公眾對梁麗案的關注，其實是源于對自身權利的焦慮。無需法律專家提醒，公眾也知道“違法必究”。對大多數和梁麗處在同一社會處境的公眾而言，梁麗如果被重判，在自身同樣處于權利弱勢的情境下，不安的感覺，會特別地強烈。
　　
　　這樣說是有一定依據的。比如，貴州習水縣多名公職人員與不滿14周歲幼女發生性關系后，檢察機關不是以強奸罪而是以處罰相對較輕的嫖宿幼女罪起訴；對比之下，惡意取款17.5萬元的打工仔許霆，初審竟然被判處無期徒刑。梁麗案也是這樣，如果當初其盜竊罪名成立，她恐怕也難逃無期徒刑的懲罰。而這樣對比強烈的案例并不鮮見，公眾或許會由此形成這種印象：法律對梁麗這類人“不公”。與貪腐官員貪墨千萬或先富階層飆車致人死亡相比，梁麗們的行為，社會危害性也并不太大。這就可能引發人們對于無權勢者“輕罪重罰”的焦慮。
　　
　　雖然許霆和梁麗案都經歷了刑責驟減的歷程，但普通公眾依然無法釋懷。或許正是輿論的介入，使兩起案件最終達到了法律與人情的某種平衡。只是，更多的普通人卻無法肯定自己是否也會得到這樣的“眷顧”，于是，上述不安的感覺，就會成為大多數人的心理體驗。
　　
　　我們并不希望輿情成為左右司法的工具。梁麗案的審判過程其實本應是這樣子的：公眾篤信法律，相信司法機關會秉持公正立場，遵循法治路徑進行處理———公眾只需等待一個公正的判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