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體現一個社會的成功。隨著人類文明幾千年的歷史演進，在解決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上，越來越多的西方社會科學界的學者把目光轉向文化因素。當代西方學者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93）關于文化在人類社會的地位有最明智的一句話：

    “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沉倫。”

    一、中國管理思想中的“法”與治理：法者，國之權衡也，治道具矣

    從西方管理思維的角度看，最初法治是組織運行的核心保證，特別是組織的制度體系，比如，嚴酷的獎懲制度是建立在經濟人或工具人基礎上施行的。

    中國歷史人文管理思想有其獨立思維形式。對于法的強制性法家強調"法"和"刑"的結合。他們認識到，使法有別于道德或"禮"等行為規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后其后盾的，違法的后果，便是國家施予刑罰。

    《管子》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懸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萬事之儀表也"。

    《慎子》說："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商君書》說："法者，國之權衡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

    《韓非子》進一步指出，法不單是行為的標準，更是糾正不當行為的一種建設性的力量："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圣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在法家眼中，賞罰是法的實施的必要和有效的工具，這個觀點乃建基于法家的類似近代功利主義哲學的人性觀。

    《管子》說："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弗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

    《商君書》指出："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夫樂者，民之所務也"；"人性好爵祿而惡刑罰"；人既然有這些共通的好惡，"故民可治也"，就是通過法定的賞罰來導引他們的行為。

    《韓非子》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二、中國歷史管理思想中“法”外“人文秩序”：“道”之所存，萬法所在

    儒家的《中庸》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探討的是一個秩序的場，這個秩序的場是根據大的規律，即“中道”加以分析的；《周禮》所說的“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個中道理均出于此。“中道”與“和合‘‘，均是保證組織與社會秩序運行的一種精神理念形成的合力，也就是整體的場。但是，我國古典哲學思維談該問題是從人文社會的本體性出發研究其客觀性。而西方早期實驗主義心理學的探討則是從人性的物理性出發研究該問題。

    東方管理治國理政觀汲取了傳統文化的和諧管理精髓，蘊含著和諧社會管理的現代理念。如儒家最重視的是人，提出“民為邦本”的人文思想，其實質就是強調“人民”對統治者、對社會的重要性。在儒家看來，政權的鞏固、統治的穩定取決于民。統治者要聽取民眾的意見、體察民眾的心態、解決民眾的心愿。這種重視民與官之間關系的開明政治主張，不斷得到發揚光大。作為社會主體的每個組織，都必須新生人民群眾的意愿，按照社會公眾的要求開展公共關系活動，在確定策劃、評估以及塑造形象等問題上，都要重視公眾意向調查，傾聽公眾呼聲，吸收公眾合理的意見，而且盡量吸收公眾參與，接受公眾監督。[Ok3w_NextPage]

    中國儒家思想主張處理人際關系時，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遵循“和為貴”的人際交往原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注重人的道德修養，強調通過合乎禮儀的行為方式去實現“人和”。

    孔子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講的就是凡事要講禮制不要強加于人。處理上下關系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處理外部關系時，“德而不孤，必有鄰”、“遠者悅，近者來”。

    孟子對“人和”作了發揮，提出著名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人和成為時、地、人中最重要的關系原則。之后，出現了許多“人和國安”、“和氣生財”、“兩和皆友，兩斗為仇”等治國經商的名言，而且這些觀念皆已深入人心。

    《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孔子《論語•顔淵》：“仁者，人也”。“仁者，愛人”。

    《尚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春秋•榖梁傳》：“民者，君之本也”。

    《孟子•盡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離婁上》：“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孟子•公孫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關尹子•三報》：“圣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宋•陸九淵《與陳書》：“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

    《元史•岳柱傳》：“民為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從現實性上來說，從文化世界在現實生活中先于人、自我表現生命的存在上來說，它是人的價值的意識發生、建構的唯一本原”。

    “但是即使在人性個性存在以前，你的只有先天性，而先天性是可以教化的。在教化之前，人文價值意義的各種表現形式由于歷史的沉淀已經在人文世界中存在，這種人文價值意義。所以，個人獲得理解與教化的結果如何只有從這個本原出發，我們才能說明人的價值意識是如何發生、建構的，才能揭示人的現實存在及其本質”。

中國古典人文哲學強調人性的教化，從而影響人的行為，并由此治理群體關系。

    如，佛家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對“心”的論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

    可見，它包括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認知指對于事物的分辨、判斷；情緒指人體自身的感受所產生的心理狀態；思維指對于既得感受，包括對于自身情緒的感受所得資料的構建、運演、判別；意識是對思維、認知的體驗：無明是對意識的體驗，是意識的源泉，相當于無意識；心的本體是對于無明的體驗。

    三、西方當代“人本回歸”管理思潮啟動：人性本源，歷史的回歸

    西方管理學與經濟學一樣，在對人性進行分析時，對人的理性的界定是其分析的核心。所以，西方管理學將理性分為效用理性與功利理性兩種類型。“效用理性一直影響西方微觀經濟發展，體現為物質消費的心理效用滿足，是一種享樂或歡樂最大化的表現，是一種主觀效用”；而功利分析建立在人的精神追求基礎上，是一種人對精神成就追求的分析方法。表現為人的需求層次的提高。比如，西方精神分析學派和行為主義學派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阿德勒（A•Adler，1870-1937）、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以及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的功利主義理論遠比“享樂主義”要現實得多。[Ok3w_NextPage]

    Y理論以麥克米蘭（Mc Millan，1966）1966年在他的《促使取得成就的事物》一書中提出了成就需要理論。他認為人有三類基本激勵需要：對權利的需要，對社會交往的需要以及對成就的需要。

    享樂主義效用追求并不能體現現實人的心理全過程。人具有社會關系追求及更高層次的成就及自我實現追求的特點，也就是具有功利性的精神追求。弗洛伊德、阿德勒、榮格以及馬斯洛與麥克米蘭這些人物的觀點都對傳統人性假設的突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另外，斯皮爾曼、吉爾福特、塞斯登等人將行為與團體動力、素質因素、原始因素等結合研究人的行為。比如，斯皮爾曼將行為之與智力研究相結合，從而于1904年提出智力結構的“二因素說”，即‘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斯皮爾曼的名字幾乎成了‘G’因素或‘S因素’的代名詞。

    上世紀80-90年代形成了非理性管理思潮，以威廉大內(William G.Ouchi).著《Z理論》；(美)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著；《組織文化與領導》；薩維奇的《非理性思潮》；圣吉（Peter M.Senge）《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和實務》等為代表，啟動了西方管理新思潮階段人本分析的復興。

    這一趨勢中，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西方的組織文化理論及非理性思潮的人本化回歸的形成，源于美國學者對日本案例的研究，其里程碑性的著作為大內的《日本的管理藝術——美國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戰》，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雖然企業文化來源于日本的研究，但是——其根在中國。這種人本回歸思潮中，管理學的未來方向應該如何呢？中國人又應該具有怎樣的使命感？！

    四、東西方未來的管理：歷史的使命，是這樣的輪回

    中國人文哲學中的行為管理思想具有很大的地位，它與西方個體行為與群體行為管理比較歷史更為悠久。

    針對于西方管理思想流派來說，中國人文哲學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經歷千百年來的蕩滌和演進，逐步形成、人本民本、群體本位、家庭中心、倫理結構、行為傾向、社會秩序、人情關系、社會秩序及行為規則特征上的基本特征。與這些文化特征相適應，歷史逐漸演變與形成了中國關于國家社稷、組織、家庭及個人之間的治理與激勵形態。整個社會基于這種文化布局也編織出具有東方儒家特征的以親緣、地緣、商緣、文緣和神緣的“五緣”文化網絡結構，在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中發揮著協調局部、統籌整體的功能。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文化具有很多深刻的人文哲學傳統及優秀的文化內涵。

    相比較當代的管理思想與理論，我們深刻反思，確實存在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思想精髓。東西方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不僅自然科學同時社會人文科學都給我們留下豐富可借鑒的精神財富。